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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

2009-05-01 13:39:00 来源:书摘 易中天 我有话说

武王灭纣,非常之快。联军子月(周历正月)底出发,丑月(周历二月)底就攻进了殷都朝歌,殷纣王就自杀了。一个原本十分强大的政权,怎么说亡就亡了呢?直接的原因,是殷纣王派出去的部队,一到前线就掉转矛头,变成了周

武王的先锋。纣王的军队为什么反戈一击?根本的原因,是殷商政权太不把人当人。具体表现有两个,一是活人殉葬,二是活人献祭。比如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社祭遗址中,就同时发现了人骨和狗骨。可见当时是把活人像狗一样,当做牺牲品的。这种特殊的牺牲品,就叫“人牲”。牲,有两个意思。一是相对于畜,二是相对于牺。动物,养着的时候叫“畜”,要杀的时候叫“牲”,合起来叫“畜牲”。它们用于祭祀,毛纯的叫“牺”,体全的叫“牲”,合起来叫“牺牲”。祭祀用“人牲”,就是把人当牲口,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。

用人做牺牲品叫“人牲”,做陪葬品叫“人殉”,同样是不把人当人。可是这两种制度,在殷商时代非常盛行。送上祭坛和埋进坟墓的,不仅有奴隶和平民,甚至还有贵族。这也不难理解。因为牺牲品和陪葬品,原本是人神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。出价越高,红利越大。因此,如果是重大祭祀,有特殊要求,或者去世的人物地位特高,光杀战俘和奴隶就“不够意思”,非杀贵族不可。比如纣王的大臣比干,我怀疑就是因此而被杀,或者以此为借口杀的。

然而,尽管殷商政权杀了那么多的人,甚至杀了贵族来陪葬,皇天上帝还是不保佑他们。显然,周人要想保住胜利果实,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。殷的统治者既然不把人当人,那么,周的统治者只有一种选择:把人当人。

把人当人,就是“仁”,也就是“人其人”。周武王在伐纣之前,曾发表宣言,说“惟人万物之灵”,说“虽有周亲,不如仁人”(意思是有再多的亲戚,也不如仁爱人民)。周武王是不是真说过这话,难讲。但要说周人有这种观点,大约是实。范文澜先生甚至说,周人是废除了“人牲制度”和“人殉制度”的,而且认为这件事具有“重大进步意义”。当然,一种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制度,说废除就废除了,并不可能。事实上此后的人牲和人殉,仍史不绝书。不同的是:这两件事已不像在商代那样被认为理所当然。相反,谁要再搞,还会遭到抵制和批评。

公元前641年,宋襄公与曹国、邾国的国君会盟,让邾文公杀?国的国君(子爵)祭祀社神,司马子鱼反对说:用大牲口来进行小祭祀,尚且不可(小事不用大牲),哪里还敢用人(而况敢用人乎)?子鱼还说:祭祀,原本是为了人(祭祀以为人也)。人,是神的主人;神,是人的客人(民,神之主也)。用人做牺牲品,谁能够享用(用人,其谁飨之)?你们这样倒行逆施,只怕没有好结果。将来能够善终,就是万幸(得死为幸)!遗憾的是,子鱼的反对似乎并没有成功,那个倒霉的郜?子爵还是被杀了。

也有反对成功的,齐国的大夫陈子车死于卫国,他的老婆和管家就商量着要用人殉葬,而且连要杀的人都定下来了。老婆和管家的理由是:夫子死在卫国,生病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,所以应该派两个人到阴间照顾他(夫子疾,莫养于下,请以殉葬)。然而陈子车的兄弟陈子亢说,用人殉葬,不合礼法(以殉葬,非礼也)。当然了,你们也有你们的道理,我哥哥生病的时候“莫养于下”嘛!不过,最该照顾他的,也就是二位(彼疾当养者,孰若妻与宰)。所以,我的意见是:能够不用人殉葬,最好(得已,则吾欲已)。实在不行,就只好杀你们两个(不得已,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)。结果大家也能想象,是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。

孔子也是反对人殉的,而且连用俑都反对。俑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,比如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。对于这类东西,孔子深恶痛绝。孔子曾明确表示“为俑者不仁”;“始作俑者,其无后乎”,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,大概会断子绝孙吧!发明土偶和木偶,原本是为了代替人。与用人殉葬相比,应该说是一个进步,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?杨伯峻先生认为,是孔子不知道这个过程,以为用俑在前,用人在后。有了俑殉,就会有人殉。我倒不这样认为,我认为孔子是从根本上反对人殉。因为俑是人的替身,也是人的象征。用俑殉葬,就是承认用人殉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。何况当时的俑,都做得活灵活现,某些木俑还能“踊动”,这才叫做“俑”。所以孟子认为,孔子反对用俑,就因为它们太像人了(为其象人而用之也)。用这样酷似真人的俑殉葬,与用人简直没有区别(不殆于用人乎哉)!故此例不可开,此风不可长。此例一开,人殉就有复辟的可能,因此连这个口子也必须堵住。显然,这是一种原始的、素朴的人道主义精神。其核心,就是要把人当人,不能把人当牲口。

然而天命不可废,鬼神不可无。废了天命,周的政权就没有了依据;没了鬼神,周的统治就没有了手段。灭商之后,武王也好,周公也好,都一再对别人说:我们为什么要取代殷商?就因为有皇天上帝的授权。这就叫“天命”。我们接受上天的授权,革殷商的命,即“周革殷命”。这就是西周政权的合法性。所以,天命还得讲,鬼神还得要,祭祀和丧葬还得搞,又不能再像殷商那样不把人当人,那又该怎么办?

只有一个办法:把神当人。

这个想法,恐怕也来源于周公。《诗・大雅》中的《文王》,据说就是周公的作品。在这首诗里,周公提到了一件事,就是“周革殷命”以后,殷商的那些贵族,都穿着漂漂亮亮的礼服,毕恭毕敬排着队,在周人的祭祀仪式上行礼。于是周公说,天命真是伟大呀!殷商的子孙不也上亿吗?还不是统统变成了周的臣属,参加我们的祭祀?此时此刻,他们心中想念的,究竟是谁的祖宗呢?

“始作俑者,其无后乎”

我猜,周公是亲历过此事的。而且,这凄楚哀婉的一幕,看得他瞠目结舌、胆战心惊!谁能保证我们周人,就不会落得同样的下场?因此,他在赞美天命伟大的同时,也痛感“天命靡常”。周公对召公?说:“天不可信,我道惟宁王德延。”就是说,天命靠不住,靠得住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我们能做的,就是谦虚谨慎,兢兢业业,把文王和武王的美德继承下去。否则的话,那老天爷可是翻脸不认人!

周公的这些话,代表着周人在胜利之后的反思。其中表现出来的理智和冷静,令人惊叹!他们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,反倒惊悚恐惧于“天不可信”和“天命靡常”。天命无常,靠得住的就只有德;天不可信,信得过的就只有人。当然,天命还在,天意还有,但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,说到底,还是看人的表现。

因此,周公和他的同事,还有他的追随者,包括许多代以后的追随者们,采取了一种高明的策略:神还要敬,命还要讲,皇天上帝也还要拜,但对于天、神、命,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,必须重新解释,重新定位。怎么定位?三点。一,人与天的关系,是“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”。就是说,皇天上帝并不一定认准了只保佑某个民族、某个政权。谁有德,就保佑谁。二,人与神的关系,是“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,依人而行”。就是说,鬼神明察秋毫,人做好事他们就赐福,人做坏事他们就降灾。三,人与命的关系,是“祸福无门,惟人所召”。就是说,命运本身无所谓好坏,全看人们自己的选择。你选择好,就是福;你选择坏,就是祸。是福是祸,自己看着办。

这样一来,人与天、人与神、人与命的关系就全都变了,而且是 “不把村长当干部,不把豆包当干粮”,越来越不把天、神、命当回事。说天“惟德是辅”,还多少承认上天选择的主动权;说神“依人而行”,这种主动权就打了折扣;而当他们说命运“惟人所召”时,主动权就完全在人手里了。于是,以神为本,就变成了以人为本;神的祭坛,也就变成了人的舞台。而且,越到后来,人就越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,鬼神也就越是被边缘化。发展到春秋晚期,就有了孔子的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就是说,鬼神还是要祭祀的,但犯不着上杆子巴结。

显然,这里有一个问题,就是孔子究竟相信不相信鬼神的存在?我看其实不信。如果信,那就应该“亲而近之”,为什么要“敬而远之”?鬼神是否存在,搞不清,也讲不清。最好的办法是存而不论,挂起来。问题是祭祀仍然要进行,那就必须信神信鬼,但要相信鬼神,又实在缺乏证据。不能信,又不能不信,怎么办?祭神祀祖的时候,权当他们存在好了。这就是所谓“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”。这不是“老奸巨猾”,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。因为在孔子看来,人之所以要祭神祗,祀祖先,无非是表达一种心意和敬意罢了。既然是表达心意和敬意,那就必须假设他们存在,认为他们存在,权当他们存在,而不要去问他们是否当真存在。比方说,我们祭祀祖先时,祖先还在吗?当然不在,但又活在我们心里。对待神,也如此。

孔子的这个主张,无疑非常明智。其实这种明智也是必然,把人当人,就不能“把神当神”;不把神当神,就只能“把神当人”。最后的结果,则必然是不再讨论鬼神的有无,这是一种理性态度,也是一种人文精神。其核心思想,就是认为现实的人和人生,比搞不清也说不清的鬼神重要。把人当人,就是人道主义;把神当人,就是理智态度。这就当然是“以人为本”了。

这样一来又有了新的问题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你可以不要某种崇拜,但不能没有崇拜。因为在人类的早期,所有的民族都得靠它们或他们凝聚族群。炎黄时代靠图腾,殷商时代靠鬼神,显然,周人只能用某种信仰去取代另一种信仰,在把神拉下神坛的同时,还必须把别的什么送上去。他们该怎么办?

说来很简单:把人当神。

人有好几种,周人崇拜谁?他们选择的是圣人。一般地说,圣人都是历史上对我们民族起过大作用的人。他们往往同时也是过去的领袖(王),因此也叫“先王”、“先圣”。最早的,有伏羲、神农、黄帝;晚一点,有尧、舜、禹;再晚一点,有商汤、周文。不过,圣人并不一定是王。比如周公、孔子,就圣而不王。王也不一定是圣人。比如夏桀、殷纣,就王而不圣。怎样才算?两条,一是有大贡献,二是有大发明。比如大禹治理洪水,商汤推翻暴政,是大贡献;周公制定礼乐,孔子创立儒学,是大发明。当然,最好是既有大贡献,又有大发明,比如伏羲发明了八卦,神农发明了医药,黄帝发明了车船,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理应受到崇拜。早期的圣人,就是这样。他们是在我们民族历史上开思想、文化、制度之先河的人。他们留下的言论,就是“经”;他们创立的制度,就是“典”;他们阐述的思想,就是“道”。圣人,掌握了真理(道),创造了经典(文化、制度),改变了生活,因此叫“圣”。从周代开始,我们民族崇拜的,就是这样一些历史上或者传说中曾经存在过的人。实际上,圣人的名单并不固定。比如孔子,原本不是圣人的,后来是了。再后来,孟子等等,也都是了。再后来,关羽也是了,孟子则一度被拉下来。可见谁是圣人,有争议。要崇拜圣人,没问题。

这就不是“神的崇拜”,而是不折不扣的“人的崇拜”,因此应看做“以人为本”的组成部分。问题是:圣人虽然是人,享受的待遇却是神。他们不容亵渎,不容诽谤,不容非议,与神没有两样。在周代,圣人其实是被当做神来崇拜的。圣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高,没人会去批判。

也有崇拜英雄的,但中国人的英雄崇拜,远不能与圣人崇拜相比。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、刘备、孙权,都是英雄。可是人们崇拜的,却是诸葛亮和关羽。诸葛亮和关羽是什么人?圣人。

什么是圣人。孟子的定义,是“人伦之至也”,就是人群当中最有道德的。比如伯夷清高(圣之清者),伊尹负责(圣之任者),柳下惠随和(圣之和者),孔子识时务(圣之时者),虽各不相同,但都是圣人,因为都是道德楷模。这是所谓“后圣”。 “先圣”有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汤、周文,都是“有德之君”。第三梯队的孔明、关羽、岳飞等等,他们能够成为圣人或者“候补圣人”,首先是因为有道德,诸葛亮鞠躬尽瘁,关羽义薄云天,岳飞精忠报国。

有道德,这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首要条件。显然,中国人的所谓“圣人崇拜”,其实不过是“道德崇拜”。所以,如果说“把人当人”体现的是人道主义,“把神当人”体现的是理智态度,那么,“把人当神”体现的就是道德精神。人道主义、理智态度、道德精神,这三条合起来,就叫“以人为本”。

  (摘自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,定价:29.00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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